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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溶说“牡丹好，丁香也好”
李松
何溶长我十岁，他和丁永道、吴步乃、陈伯萍（陈肃）、葛洛、黎朗、高焰等都是《美术》杂志的元老。然而他做编辑工作的历史更早，那是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曾在1945年1月赴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在苏中军区城工部学习后，被党组织派回上海从事革命宣传，参加工人运动，主编、出版进步青年文艺刊物《麦籽》，并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时代学生》半月刊的出版工作。
在圣约翰大学，何溶入的是英国文学系。那时候他喜欢写诗，他的老朋友、诗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屠岸当初与何溶是“以诗会友”（屠岸的夫人章妙英与何溶是同学），他们一起办过诗社，在1946—1947年出版过油印的新诗集，共出了三期。何溶1947年在《文汇报》发表过长诗《队长骑马回来了》。
1946年10月以后，何溶在华北局社会部领导下从事地下活动。1949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并留校任教。他的水彩画、中国画都画得很好，水彩画作品曾刊发于《前线》杂志封底。
何溶两次调美术编辑部工作，第一次是1953年到文革前，担任美术组组长、编辑部副主任。他写过不少评论文章，其中影响最大，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的是发表在《美术》1959年第7期的《牡丹好，丁香也好》。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最后一段说的一句话，“牡丹好，丁香也好，但关于题材的‘主要次要’的主张不太好。”1955年，有人提出题材要有主流、支流之分，到何溶写文章的时候，依然有人提出类似的主张。所谓主流，指的是情节性的人物画，而山水、花鸟、静物、肖像，以至题材和主题不算重大的人物画之存在的必要性都受到怀疑。在当时已直接影响到文艺创作上的百花齐放。何溶在文章中从逻辑关系上说明了那种主张的不合理，讲得很委婉，但很明确。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和五六十年代之交，文艺界正讨论“文艺十条”（前十条），相对宽松的大环境有关系。
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现在或以后的人看来，会觉得不成其为问题，何况文章还有着“三面红旗”的时代印记。但在当时都是有着实际的针对性，关系到美术创作的成长和发展，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他没料到，为此已经踩上了批判“题材无主次论”的地雷。
文革开始后，何溶受到冲击，与冯湘一一道被抄家。1966年文革初期，美术界造反派在东单青年艺术剧院批判美协“走资派”，首当其冲的是华君武，被揪上台的最后一名便是何溶。
文革期间，他在1972年3月从劳动干校调回北京参加筹办《纪念讲话三十周年全国美展》，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去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连环画报》当编审。
何溶回到《美术》是1977年1月底，华君武对我说，已与何溶谈好了，请他回编辑部，何溶是老编辑，有工作经验，你们要好好合作。后来还说过：何溶热情很高，但也有缺点，有时会超越权限，再就是工作来得快，但有时粗，应互相取长补短。
何溶真是一个天才的编辑，他一来编辑部就交给我一份洋洋数千字的组稿计划。他熟知美术界的情况。关系熟，思路敏捷。在艺术观念上不保守，有宽容性，工作也有魄力。
当时编辑部人手少，他就动用了自己的老关系，把刘纲纪、周韶华、郑士彬，从湖北请来，把他当年的老同学沈承宽从文学研究所请来，把王观泉、马骁等人也从四面八方请来。大家合作得很好，但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何溶、沈承宽都是个性很强的老同志，常常为了处理稿件各执己见，争执起来，有一次把沈承宽气得大哭。他和别人也少不了闹些矛盾。但事后都能互相谅解，因为那时的编辑部人员之间没有个人利益的杂念，都是为了工作。认识不同也是正常的。
老何待朋友有一种豪侠之气，对不满意的人也会给人家脸色看。有些外地的画家来北京，由于他住得离火车站近，又好客，便吃住在他家里。听说有一次朋友来了没地方睡，他硬是叫女儿打地铺，让朋友睡女儿的床，为此惹得冯湘一很不高兴。
八十年代初，老何带编辑部几个人去河南洛阳等地组稿，向当地文化部门管接待的人介绍我和老何是副主编。人家没什么反应，大约对这个“副”字不太感兴趣，后来不知怎么说起何溶还是编辑部主任。河南朋友立刻肃然起敬，一口一个“何主任”，我们也都沾“何主任”的光，得到很多工作上的方便。河南美协、书协主席陈天然深知老何的脾气。他说：“不请你们到饭店，明天就去我们家吃小米粥、油条、咸菜。”当时小米还是稀有之物，新下的小米尤其珍贵。那顿饭大家都吃得很满意，吃得难以忘怀。当然也有着“何主任”的故友情份。
在《美术》杂志，何溶是第一副主编，他主持刊发了不少好的作品和文章。在70年代末，文艺界的禁区还很多，一些新出现的作品由于具有突破禁区的意义而受到责难，何溶认为好的就利用，顶着风浪，无所畏惧，而且亲手写文章、写评论。
1979年《连环画报》第8期发表了陈宜鸣、刘宇廉、李斌合作的连环画《枫》，引起强烈反应，赞成的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有战斗力的作品，应该给作品评一等奖，应该给编辑室评集体奖。反对的说：这是为“四人帮”招魂呐喊，歌功颂德，是阶级斗争的现实反映。据说有的领导人认为其中“有江青、林彪的正面形象出现。”“将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主张将该期《连环画报》停售。何溶立刻站出来，在《美术》第8期发表“关于连环画《枫》的讨论”争鸣文章。第一篇便是何溶的长文《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读连环画〈枫〉和想到的一些问题》。题目是引自鲁迅的话“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何溶在文章中，积极评价连环画《枫》是美术创作能否表现和如何表现悲剧问题上是一个成功的突破。“作者在《枫》中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是‘会谈话的’，是有时代精神特点和典型性的。”“不能因为作者在艺术处理和艺术手法上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写实的手法，也就说作品中的林彪、江青是‘正面形象’”文章由此而联系到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即：凡是有人政治上出了问题，便在历史上一笔抹掉，仿佛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人。这种情况在何溶写这篇文章时依然屡见不鲜。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这种做法，就研究历史来说，是一种反科学、反历史的学风，可悲的是，这种学风也扩散到我们日常的政治生活以至文艺创作领域里来了”“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形而上学，害人害己，多少年来却成了正常的、合法的学风和政治生活，这种恶习不有损于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面子吗！”
紧接着，何溶又在下一期《美术》中发表《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一文，以《学习张志新烈士美术、摄影、书法展览》在创作思想、表现方法上的突破作为伟大转折的实例：“画家们动了真情，讲了实话，在广大观众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它体现了以真实性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力量。”
在文章中，他重点分析了文艺创作中的禁区问题：“牢牢地束缚着画集们创作思想的莫过于不准画家们画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不准画自己心爱的（拨动了画家自己心弦的）题材和主题，不准画家自由地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法这些禁区了。这些禁区似乎是并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从来就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可惜的是：说是说，做是做，这一提倡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就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这种自由对艺术家来说，也常常是若有若无。”这篇文章可视为《牡丹好，丁香也好》的续篇。但意见讲得更明确、尖锐了。这些话，不少领导是不爱听的，但何溶不管，他是“动了真情，讲了实话”的。他后来还发表过不少文章，可惜不曾整理出来编辑出版。
当时编辑部内不仅是何溶，像吴步乃、丁永道等老编辑在处理稿件时都表现出鲜明的原则精神，对来自领导的不正确意见，有面折廷争的勇气。同志之间不讲情面，吴步乃就曾经“枪毙”过我的文稿。有一次在向美协领导回报编辑工作时，讲到一位老学者来稿语涉对美协某领导学术见解的批评，那位威望甚高而脾气甚坏的领导人勃然大怒，说是要在刊物上进行反批评，揭人家老底，丁永道立刻站出来毫不妥协地发表反对意见。
何溶晚年喜欢画牡丹，画得含烟带露，生动喜人。在1983—1988年之际，先后在广州、桂林、武汉、柳州、吉林、重庆、四川美院、烟台、长沙等地举办过了个人画展。但他从来没有提出要在《美术》上发表他的画作。他喜欢用天津生产的墨汁，画出来有点发灰，我劝他用自己研的磨，但他舍不得研磨的时间。可惜他做画的时间太短，凭他的悟性，凭他中西画的底子，他本来可以在中国画领域获得很高成就的。前几年，周韶华曾帮助挑选何溶遗作准备出版，但至今未有着落。
何溶按说应该有个美满的家庭，他和冯湘一早年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后来又都进了美院从事美术理论工作。他们有一对美丽活泼的女儿：何红与何缘，长大后一同去学体育。听何溶说过，他俩到体校看到女儿学得那么苦，都掉泪了。后来由于政治运动受父母牵累，未能终其所学。
冯湘一热情能干，好强，年轻时的朋友对她还保留着极好的印象。她的俄语学得很好，后来又进修美学,在教课的同时还当党支部书记。可惜，人的性格被政治运动扭曲了，她伤害过不少人，自己也受到伤害。不知后来什么原因，他俩闹起矛盾，以至到了不能不分手的地步。朋友们都深为他们惋惜。1989年，冯湘一因癌症去世，何溶以老朋友身份参加追悼活动，不到2个月时间，何溶午夜突患牙痛，不晓得是心脏病发作，竟来不及救活。
美协写的悼词中评价他：光明磊落，耿直不阿。
2005
于北京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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