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不再有何溶

彭德

    近十年来的《美术》，切断同中国当代思想潮流的联系，集空泛、平庸与偏执为一体，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一段晦暗的篇章。每当人们提起《美术》，我就会想到何溶，想到《美术》杂志的何溶时代。那是曾经让美术同中国的变革发生联系的时段。吴冠中、周韶华、袁运生、尚扬、何多苓、罗中立、陈丹青以及云南画派和伤痕美术都是这个时段的受惠者。

    何溶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性情豪放，作风民主，处事果断，一派现代领导者的风范和气魄。中国新潮美术常常被圈定在1985－1989年之间，其实在此之前，何溶以《美术》杂志为平台的工作，就已经有了苗头。从1976年何溶调入《美术》杂志社主持刊物的编辑开始，这本杂志就成了美术界的议论中心。何溶的作法是反对一言堂，兼收并蓄，让不同思想的人自由发表意见，正面介绍有争议的艺术现象，为新潮美术的兴起做出了铺垫。

    1979年，《星星美展》被批准在中国美术馆的栏杆之外举办，随即被当地公安人员勒令撤展，引发参展艺术家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示抗议。它是80年代前后最有争议的展览，矛头直指文革极左思潮以及崇拜个人的民族习性。参展者多以美术为工具，表达政见和文化观念。代表人物有黄锐、马德升、王克平、艾未未等人。王克平的作品曾经震撼过画坛和文化人的心灵，也遭受过极左派的严厉攻击。《美术》杂志客观地评介过这个展览，同近年来的《美术》对一切新兴美术现象采取笼统排斥、全盘否定的立场有着天壤之别。

    1980年，鉴于袁运生为北京机场绘制的壁画《泼水节》中裸体画被遮盖的事件，鉴于女烈士张志新的裸体雕塑引发的争议，《美术》第4期发表了20余幅裸体艺术作品以及相关的文章，在美术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讨论，有的肯定，有的折衷，有的反对。反对激烈者甚至把裸体画等同于流氓行为，某市某区的公安局将公私订阅的《美术》杂志退回杂志社表示抵制。《美术》编辑部将他们的来稿照登，不作任何辩解。

    1981年第2期《美术》发表了钟鸣的《他是他自己－萨特》和冯国东的《自在者》，曾引起反复争论。它们所涉及的主题是同自我表现与萨特的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哲学界和文化界的萨特热刚刚兴起，在美术界还没有动静。萨特“存在先于意识”、“他人即地狱”的立论，萨特终身不结婚和终身不收学生的独立不羁的行为，对于集体无意识熏陶出来的中国国民和文化人，无疑是一剂解药。萨特这位法共党员曾被毛泽东邀请，在1955年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游行活动。美术界的左派们要显示出比毛泽东更革命，他们痛批萨特，试图置萨特思想于死地，进而将中国当代艺术用乱棍打死。

    1980－1982年，《美术》杂志组织过关于形式美和美术功能的讨论。这些议题，在文革时期都是不容置喙的禁区。讨论的结果是没有结论。没有结论的讨论呈现的是开放的姿态，而有结论的讨论则总是专制或偏执的产物。这同何溶用人方式不无关系。1981年，何溶起用栗宪庭，与夏硕琦、张士增具体负责编辑《美术》。夏是稳健派，注重传统文脉；张是中间派，注重艺术自身；栗是激进派，试图用艺术作为改变中国的手段，成为《美术》活跃的一个因素。在何溶不加干预的前提下，三人各自为政，分头执编。没有统一的编辑思想，对于大一统的中国思维习惯起到了消解作用。

    何溶曾将外地从事美术理论的人借调到杂志社，协助编辑《美术》。1982年，我被借调《美术》，为期一百天。后来，贾方舟等人也曾调入《美术》。这种作法开阔了被借调者的眼界。何溶让我客串《美术》，是因为我响应《美术》的征文活动，写了一篇议论美术功能的文章，题目是《审美作用是美术的唯一功能》。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平淡，当年却是同教科书唱对台戏的反叛论调。我的身份是湖北省襄樊市宜城县文化馆美工，文章发表后，引起小县城的关注，受到各式各样的表彰。1982年底，《美术》杂志主编王琦先生的公子王仲发了一篇骂我的文章，措词尖刻。我立即回应了一篇尖刻的反驳文章。王琦先生大为恼火，指示我的文章不能发表。何溶官低一级，拗他不过。县里人又不懂美术，也不知道背景，说我挨了中央的批判。有人见了我，表情很不自然，口气也变了。1983年春，何溶和张士增辗转换车，来到距京3000里的宜城县，县官接风时探问来意，何溶说：“专程来看彭德。”何溶一走，有人对我说话的口气立即变了回去。何溶临别之际，县官们请他留下墨迹，何溶不加思索，提笔就画了一幅红梅图，题词是“彭德同志留念”。（附记：武汉一个姓顾的上海籍医学教授，将这幅画和沈鹏的书法以及我在三峡的油画写生，死磨硬缠地说拿去看看，结果一去不返。）

    1982年6月1日，何溶发起并主持了一个美术理论研讨会，历时28天。会议期间，途经武昌东湖、襄阳米公祠、古隆中、武当山、神农架、昭君故里、屈原故里、长江三峡、白帝城、三游洞、宜昌。发言集中在野人出没的神农架，人称神农架会议。我问这个会议有什么目的，何溶说没有什么目的，就是犒劳你们。“你们”是指《美术》杂志征文活动的响应者，包括皮道坚、贾方舟、彭德、陈云岗和陶同等人。这是20世纪中国美术界空前绝后的一次长会，正经发言只有3天，游玩25天，可以视为一次特殊的雅集形式。会议没有开幕式，没有闭幕式，没有结论。与会者按年龄排列，有何溶、陈方既、周韶华、陈伯萍、鲁慕迅、沈鹏、叶朗、茹桂、陶同、翁文德、皮道坚、贾方舟、张士增、彭德、金中群、钱平、葛晓琳、陈云岗等人。这帮人的观点不大一样或全然不同，但却长期和平共处。这种一碗水端平的作风，同何溶的文章《牡丹好，丁香也好》一脉相承。聚会途中，何溶因公返京。第二天，东北理论家陶同在宜昌失踪，公安部责成当地公安局全城搜索。几天以后，不辞而别的陶同神秘现身南京。何溶大怒，指示将陶同从《美术》的作者群永久除名。我说：能不能改为有期徒刑？何溶大笑，说至少三年。

2007.7.25写于西安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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