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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
何溶
明显地可以看到，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各条战线取得胜利成果，美术战线也不例外。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思想解放运动从思想、理论上为这一伟大转折扫清前进的道路，促进了各条战线从旧到新、从僵化到清醒、从落后到进步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和变化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它毕竟已经开始了，伟大的转折已经到来了，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已经到来了！
就在今年年初，全国各地区观摩创作草图时，大家还有很多苦闷，甚至可以说沮丧。但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随着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和他们所制造的现代迷信批判的深入，有如冰凌在春阳下渐渐融化，新鲜的养分注入了创作，在几个月后的今天开出了崭新的花朵。不能说苦闷已经绝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画家的心被它缠裹着；但是，当一件件成果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们禁不住欢呼这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的到来！
“学习共产主义战士张志新烈士美术、摄影、书法展览”是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的一个突出实例。在创作思想、表现手法上，这个展览有很多突破，是向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以及他们的现代迷信作了一次有力的抨击。画家们动了真情，讲了实话，在广大观众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这个展览，题材是崭新的，主题是崭新的。它歌颂的不是死在反动派铡刀下的刘胡兰，而是牺牲在貌似“同志”实际上是阶级敌人的林彪、“四人帮”这些丑类的手下，牺牲在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法西斯暴政下的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它歌颂了伟大的党，同时告诫人民，确有假借党的名义而践踏党的叛徒。它在维护我们伟大的宪法的尊严，同时也无情揭露了那些践踏宪法的无耻败类。
这个展览真正做到了文艺作品政治性和真实性的一致。人们愿意接受它的教育，愿意置身于它的真正的艺术感染之中，而不感到是在接受枯燥乏味的政治说教；即使是厌倦了“政治性”这3个字的人，也没有挑剔这是单调的“政治宣传”。它体现了以真实性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力量。
展览会上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英雄人物，这英雄人物不再是革命英雄主义这一概念的符号。这里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也有英雄的“儿女情长”；有生，也有死；有花朵，也有鲜血。正因此，它使人们看到了英雄张志新这个“大写的人”而感到亲切。
这个展览生动地具体体现了这样一个艺术规律：艺术内容决定艺术形式，而恰当的艺术形式反转来加强艺术内容的表现。为了再现这特殊的内容，表现画家内心充满崇敬、苦痛、流着眼泪作画的那种激情，艺术技巧长了翅膀，突破了多年的束缚，在表现手法上作了多种多样的探索。这种种突破，将为我们的美术创作推出一个符合以思想解放为时代精神特点的新面貌。是的，它刚刚产生，因为是仓促上阵，有些作品尚未能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精心雕琢，还比较稚拙，但它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为我们开阔了眼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它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思想解放在美术创作上取得的可喜成果，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从7、8月份以来，我陆续接触到一些省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创作的作品，有些作品一看就令人动心，心弦在不间断地拨动下，好像奏出了欢悦的歌，那种莫名的担心给打跑了。从今年初观摩草图以来，多次听到朋友议论：今年的国庆美展要“糟”，恐怕拿不出什么好作品了。我也有过这种担心。但现在，打动心弦的作品已经摆在面前了。9月间，在我参加了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美展的评选工作后，更加感到成绩之可喜。可以预言，这个展览将以其迸发着思想解放的光彩而获得人民的赞许。
现在，我的一些体会尚不能概括成条理，只是觉得在许多方面是与我对“学习共产主义战士张志新烈士美术、摄影、书法展览”的认识是一致的，或是近似的。最突出的，成为许多作品共同特点的，是动真情、说实话。作者敢于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表现自己的特定的主题，表现自己对某一题材、某一生活现象所特有的认识。显然，没有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渐深入，画家们的这种创作积极性是调动不出来的。
所谓禁区，究竟有多少个？没有统计。只觉得：牢牢地束缚着画家们的创作思想的，莫过于不准画家们画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不准画自己心爱的（拨动了画家自己心弦的）题材和主题，不准画家自由地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法这些禁区了。这些禁区似乎是并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从来就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可惜的是，说是说，做是做，这一提倡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谈到为工农兵，就只准画工农兵；谈到占领舞台，知识分子就不准上去；谈到为政治服务，就只能是重大题材，题材决定一切，等等。列宁说的“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形式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名话不知为多少报告、论文引用过，但它行不通。且不说林彪、“四人帮”统治下的黑暗的10年，艺术家的这种创作自由被剥夺，就是在“文革”前的17年中，这种自由对艺术家来说，也常常是若有若无。
我第一次看到《南下》这件作品时，思想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疑问；此画若放到“17年”，放到1957年或以后，入在60年代头几年，能被审查通过吗？有可能通不过。有可能被扣上“人性论”的大帽子。秦征的《家》和王流秋的《转移》刚出世
时虽受到赞扬，但转瞬之间就成了“宣扬战争残酷”、“散布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草”。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画家的画笔再也不敢接触人的内心世界，好像谈到“革命”二字就不能有眼泪。这个框框后来被“四人帮”更加扩大了。《南下》突破了这个框框，没有以廉价的“喜悦”取人，而是把人引进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主题核心中，让看画的人从苦难的孩子身上去寻找必须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伟大意义。作者表现了自己对解放战争的特殊的认识，没有重复别人使用过后语言。
许多作品都使我觉得是新的，是30年来不曾见过的，它们使我感到，列宁的“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原则在实现，并且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正在开出花朵，艺术创作规律开始被人们重视而开出的花朵，是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的开端。
杜键、高亚光、苏高礼在他们合作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中，灌注了“人民万岁”这一伟大思想，用油画的形式，吸收我国传统壁画的长处，为伟大的“四五运动”塑了一座纪念碑，把群像组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民”的整体，显示出千百万群众的庄严和力量。李天祥、赵友萍合作的《寒凝大地发春华》，写的是1977年的清明。在这第一个可以自由地悼念周总理的日子，应当是欢乐吗？不，在内心深处仍为周总理不能与人民一道同尝胜利的欢乐而浸没出在深沉的哀悼之中。高潮的《雨》，实际写的是“泪”，人民的痛苦的眼泪。画家概括地表现了在“四五”前后，车辆经过天安门广场的片刻，广场上的花山人海在人们心中激起了波澜。韦启美的《宇宙的信息》和《讨论继续着》刻画了科学家的内心世界和革命精神。张红年的《啊，黄河》很有诗意，有思想和幻想，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勤劳勇敢的传统和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的理想。闻立鹏的《红烛颂》，以红烛和千万支红烛燃起的革命烈火作为衬托，写出了诗人闻一多的伟大胸怀和抱负。詹建俊的《高原之歌》相当充分地发挥了作者的油画技巧，写出了一幅很有诗意的牧归图。邓源、樊傲霜合作的《青春》，表现了一种令人欢快的青春活力。在北京市美展中且不说雕塑、中国画和其他一些画种的好作品，就以油画来说，好的、有特色的作品也不止上面这几件。画家和雕塑家们的手脚已经放开了，这是美术创作向前迈进的非常可喜的一步！
艺术创作的进步，不可能像兵士列成纵队那样的齐步迈进；合乎创作发展规律的现象，是或此中彼地出现一些成功的尖子，在尖子的示范和带动下，逐渐有更多更普遍的提高。我们要充分地看到新成绩，并且充分估计这些新成绩的巨大意义：它们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我们的任务，是如何保护并发展、扩大这些新的成果。
思想解放运动确在深入，但是，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在捣鬼，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阻力还不小，什么“缺德”，什么“赶时髦”，不是一个接着一个地逼上来与我们辩论么？是要拿出一定的精力进行这些辩论的；但不管怎样，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既已到来，它就不会停步了。让我们为思想解放在美术创作上取得的成果欢呼吧！
发表于《美术》1979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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