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花鸟与百花齐放

何溶

    1955年5月，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曾经有一些理论问题的讨论，其中之一，是“风景画太多了？还是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作品太少了？”当时也谈到了花鸟画要不要的问题。

    就风景画多了少了的问题本身来看，是在首先肯定“风景画，要。”这个前提之下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风景画可以要，但不能太多。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当时的风景画不是“太多”，而是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作品“太少”；就风景画本身来说，是习作性的多，创作性的少。也有另外的意见，觉得创作题材要有主流、支流之分，也就是说：风景画多而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作品少，是创作方向上的偏差。也谈到了美术的特定功能的问题。

    与上面的问题直接关联，也提到1954年提倡中国画写生的问题，关于重新提倡中国画写生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的问题。

    当时讨论的内容丰富，问题牵涉得相当广泛，当然不像这里说的那样简单。

    1958年11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也曾反映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山水画不能反映大跃进”，“山水花鸟在大跃进时代不合适，但将来还是要的”，“花鸟画的需要是暂时的，过渡的，将来还要改造”；“不能画牡丹，只能画南瓜花，因为牡丹与人民生活无关”等等。也有这样的问题：“山水花鸟如何反映现实？”“群众要不要画或学山水花鸟画？”还有人这样提出问题：“美术是否还有山水画这一部分？”

    对这些问题曾有所讨论，但没有充分展开。不过，这些情况说明，山水、花鸟画的问题至今还是个问题。

    前进中的国画家和他们所画的中国画今年来了个大跃进，创作出了许多好作品，传统技巧与“反映现实生活”之间结合得很融洽，在某些作品上几乎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真是既有中国画的传统风格，又有生动的时代气息。中国画的新气派的出现，博得了美术界一致的赞扬。中国画跃进的事实，我觉得是对于中国画能不能为政治服务的很好回答。但是，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把这问题认识清楚，还是值得研究。

    许多人都比较喜欢董希文的油画“春到西藏”，也认为这幅画是一幅风景画。从这幅画来看，它到底算不算反映了现实生活斗争呢？

    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的展品中，许多人都比较喜欢张文俊的中国画“梅山水库”，就作品的内容来看，它反映的是劳动人民与自然的斗争，反映的是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那种伟大英雄气概和冲天干劲，尽管人物在画中很小。这幅画是不是山水画呢？

    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要跃进，很难免要与客观存在的自然风景（山水）发生关系。随便举个例子：全党全民大搞钢铁运动以来，为了采矿石，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上山。画家反映劳动人民与自然风景的关系，反映与劳动人民发生了关系的自然风景，这种风景画（或说山水画）应当说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也可以肯定，风景画也可以反映大跃进。

    问题又来了：如果有一种风景画，它所反映的不是与劳动人民发生了关系的自然风景，比如说参加社展中的中国画“桂林山水”（胡若思作），再如李可染的“略阳城”和“兰亭”——如果说这些画中的景物完全与劳动人民无关，也不是。亭子是人造的，尽管它们与“梅山水库”所直接表现的人与自然的斗争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假设有这样的风景画：画的是没有人到过的地方，这种风景画要不要呢？画得好坏是另外的问题，但很难一口咬定说不要。它可能不反映有关人与自然的斗争，但它可以反映自然的美，而且通过反映自然的美，反映出人的思想和感情。画家所画的风景如果是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地方，但画家去了，而且通过艺术把它表现出来了，它也就与人发生了关系。而如果画家所画的这种风景画是好的，是美的，它也就能够给人以健康的影响。就目前山水画的创造情况来看，当然，好的不少，但思想性、艺术性较差的作品也不少。山水画画家继续努力提高自己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水平，这是肯定的；但不能因为某些作品的水平不当，而完全否定山水画。

    中山公园每年都要举行“菊展”看的人不少。

    北京动物园的游人更多。

    当然，看菊花的人和看飞禽走兽的人中间很可能有自然科学家，他们去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进行科学研究。不过可以肯定，大多数的人都是去随便游览、去欣赏欣赏的。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中山公园的花匠和动物园的饲养员每天忙忙碌碌，不是为人民服务。想来是不会有人同意这种说法的。

    奇怪的是，画家画了花或鸟，却有人总怀疑与为人民服务无关。

    我们的党，不是在1949年，也不是在1957年，偏偏在1958年这个工农业大跃进的年头提出了“实行大园地林化”。“园林化”的目的，除去经济上的意义之外，“可改造自然环境，美化全中国”。既要园林化，数目肯定是要的，花草也肯定是要的。我想不会是“暂时要”，更不是“要这些东西”是为了向“不要这些东西”过渡。

    去年夏天的时候，北京市的居民都把自己家里养的盆花搬到大门外，摆到街道上来。真是气象一新。当时，还没有听说有谁反对过。

    人们对实际生活当中的山水、花鸟可以感到兴趣，而当它们跑到画面上来的时候，为什么要怀疑它们的存在的必要性呢？因为实际生活中有山水、花鸟，因此人们也希望在艺术中看到山水、花鸟；而艺术中的山水、花鸟比现实生活中的山水、花鸟更高、更美，因此人们不仅欣赏现实生活中的山水、花鸟，更欣赏艺术中的山水、花鸟。这点道理应当说是可以讲得通的。

    劳动人民对“园林化”很感兴趣；而怀疑花鸟画有否存在价值的同志，恐怕不会赞成把画布上的图案花纹都改为“脚手架”或什么小高炉大高炉之类的东西吧？人们喜欢看南瓜花，也很喜欢齐白石的“牡丹”，因为牡丹画 也与人民生活有关。

    花鸟画如何反映现实？这要看对“现实”这个概念的理解了。如果把现实仅仅看成是阶级斗争，人与大自然的斗争，花鸟画确实有点无能为力。画了牡丹，然后提上诗句，当然，也算是一种办法，但它毕竟不同于——譬如说，王式廓的木刻“改造二流子”或“血衣”那样直接反映人的斗争的作品。

    在现实中，劳动人民建造梅山水库，劳动人民也有时候去中山公园看“菊展”。既然如此，很难说画菊花就不是反映现实。

    住在北京的人，每年秋天常要去西山看红叶；既然西山的红叶可看，画上的自然风景想来也是看得的。而且应当说，是更有看头的，因为艺术中的自然风景已经过了艺术的加工。当然加工也有好有坏，这就牵涉到山水、花鸟画的思想性、艺术性问题。好的山水、花鸟画渗透人的健康和崇高的思想感情，表现着人的美的观点，因此它的作用不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能够给人以精神的鼓舞。坏的山水、花鸟画我们不要，但不能因为不要坏的山水、花鸟画，就把一切山水、花鸟画都否定了。

    文学艺术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形式，文学艺术可以直接地表现阶级斗争，也可以比较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至于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到底曲折到什么程度，尤其在美术这个领域之内，是个复杂的问题。有时候，在美术作品中表现的东西，可以说完全与人的阶级斗争无关，比如说齐白石的“蝦”。有人把齐白石画得一只麻雀站在麦穗上的画解释为“麻雀去保卫丰收”，是错误的。它之所以错，倒不是因“除四害”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要求绘画反映现实生活斗争，或者说直接地表现阶级斗争，完全是应该的，也是绘画艺术应当做到的。但是，除了直接表现阶级斗争之外，也可以比较曲解地表现阶级斗争，并不能因为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

    艺术作品是对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同时也是对他们进行美的教育的工具。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这是我们最崇高的美。对于美的看法要有阶级观点，但不能把美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对于为政治服务，如果解释为必须直接表现阶级斗争，而不考虑到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要多方面地满足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我觉得是一种“左”的片面性。

    人民对艺术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要进行曲，也要抒情曲；既要看中国京剧院的“赤壁之战”，也要看中国杂技团的表演。这里面都有政治，不能把艺术的政治性作狭隘的理解。

    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为了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所以又是一个加强团结的政策。”

    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山水、花鸟抱怀疑态度的同志中间，有的是在美术界相当负责的同志。他们在表示意见的时候，常常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对个人的爱好不能勉强；但是，个人看法如能与党的政策精神符合起来是最好不过的，否则很可能对工作不利。又何况在工作之余，自己也有时候郊游或赏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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